商业机构从诞生起就靠创造需求和满足需求来获取利润，而正常的政府机构可以靠税收和政府盈利性机构的收入，但是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

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共和初年的许多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

比如共和二年，赣督黄克敌向南京政府和国会提交绥靖地方成果咨文，除了提到江西剿匪的战果，咨文中还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

黄克敌说：山贼探知我军动向，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精壮匪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

看似非常平常的描述，但是这些土匪的作风显然是非常不专业的，或者说他们的主营行当或许就是农民。难怪有的议员就会提问江西方面的代表：土匪也种地？土匪为什么要种地？

其实共和初期的很多地方，乡农与土匪只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是在一根标尺上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的点位，生产与抢劫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其实对比了原来匪患严重的多的北方省份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在严酷的剿匪战争后，各地的工商业也开始蓬勃发展，加上自治政府的公共事业投入，不管是铁路、公路、桥梁、水库、还是城镇、学校和各种下水道，几乎没有什么人是找不到工作的。地主的地租稍微苛刻一些，雇农就会在各地县乡政府的组织下进城务工，或者干脆在离家不远的工地上打工，还有夜校可以认字，最不济的也有电影学校的巡回放映，认识几百字和学点种植养殖的技术并不困难，所以很多青壮年都在政府组织下去务工了。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他们的经济体就是建立在对几十名甚至几户农民的土地占有上的，没有多少人是能够建立类似种植园经济的那种产业化的农业。现在官府，哦，是政府不再对以前签订的人身契约进行保护，而且还让人广而告之的宣传到户，这下子连死契的长工都可以自由的出去打工了，政府的调查人员一月一回的上门调查有没有虐待雇工，顺便提供外面的就业信息，看着诱人的工钱和条件，没有多少长工会留恋地主家的狗窝，地主敢反抗就是“非法拘禁罪”，再激烈点就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是死了人，家主拉去打靶，抄家流放都是应有之意。

北方除了一些流氓无产者之外，就没有多少

人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而且就算是养活不了的也可以送到标准系企业在各地的“慈济会”，自治政府里的第一夫人王子衿童鞋虽然对人一贯淡漠，但是慈悲心肠还是非常丰盛的，所以在科技狂魔之余非常乐意的接受了慈济会会长的职务。这下子各地的政府和军方都知道“慈济会”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深，宁可得罪看上去还比较大度的吴总座，也别得罪这位未来的国母大人，虽然接人待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不过若是万一让这位女学霸给记下了黑账，怕是吃不了兜着走都没机会。总而言之，慈济会在各地几乎都成了当地的达官贵人太太团的首选，如果哪家的太太不能在慈济会里挂个职务，他家的主子都不好意思带着夫人和别家打招呼。所以王子衿某一天心血**，拿到报表翻看的时候，惊讶的发现不出三个月慈济会在各地市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九成九了了，比吴大官人的自治政府覆盖面都广泛，而且清一色的是当地官僚士绅出钱出地出房子，人员办公包经费，慈济会总会这边尽管下文管理就行，开个大会，连找来报销来前火车票的都没有，全自掏腰包了。比起某红会来，慈济会的上下可谓是相当的悲催，可惜共和初年的北方达官贵人们智商偏低，居然无人抱怨，反而纷纷捐款捐物的要加入这赔钱的行当，也算是当年的奇谭一桩吧。

可惜的是除了十一个北方省份之外的地方还是没有这种奇谭怪事的发生。

譬如天府之国的四川，熊克武熊哥出任了四川督军，虽然刘家兄弟和诸位袍哥未必服气，但是在陕西的国防军没打进来之前，熊哥的大腿最粗，他召开的整军会议大家还是给了面子去参加的。熊克武在会上要确立了各派系军队“就防划饷”的防区制。用当时参加会议的刘存厚的说法：“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经年，大多为此。”

刘存厚所用的“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还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今天洪兴占了油麻地，明天东兴的各位老大领着小弟再砍人抢回来，类似的情节不断上演，弄的进城的乡下人先的看清楚城门口收入城捐的是哪路老总，免得给错了人。

刘存厚自己也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

其实四川军阀的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历史上曾经有到1935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2015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

捐税。这样一来本来还能在清廷的盘剥下勉强维持的工商业几乎都关门大吉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民族工商业都是哀鸿一片，反而是买办和外资在这些地方大行其道，原因就是没有几个军阀敢跟国际友人们较真，腰杆都是弯的，就算有枪杆子撑着，手里的白条换不回人家的真金白银。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到了共和三年底，四川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有的竟有达正供十倍之多。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或许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这些革命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共和二年春节，川中鬼才刘师亮看到一家军阀门口贴着“共和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非常气愤，特撰写了一副对联：“共和万*税，天下太贫。”所谓的革命政府横征暴敛，广大人民仍陷于贫困和绝望中，被他写的是淋漓尽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还是这位不畏强暴，仗义执言的刘大师，对四川的革命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写下了许多构思精巧别致、讥讽毫不留情的税联，暂取一副以飨读者：

半年粮上六回，时拘押，时比追，迄无宁日，

百货税征数道，罢请求，罢减免，只有呼天。

到了南方各家开战，一决雌雄的时候，南京政府捐税已经很多，而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又巧立名目，加捐增税。有些税名闻所未闻，真正达到了“万物皆有税，惟有屁无捐”的境地。

“尽敲榨假充公用，遍设关税、卡税、田税、屋税、丁头税，税到民不聊生将腹税；竭搜罗大饱私囊，勤抽盐捐、米捐、猪捐、柴捐、屎尿捐、捐得人无活路把躯捐。”

这副对联就是当时南方九省“共和万*税”的真实写照。只可惜这副对联刊登在上海的几家租界报纸上，竟被南京政府以“诽谤政府”告上了租界的工部局法庭，堂堂大国的外交官竟然在红头阿三的押送下在外国人的法庭里控告自己的同胞讲真话，好歹没有用上共和大总统乔大爷的名头当原告。用当时在浙江主持政务的张南江老兄的话就是“难得他们还认识羞耻二字。”

这场革命政府告报纸的案子一经北方媒体的宣传，连原来的革命青年学生都迷茫了，一直都是清廷在英美租界、法租界的工部局子里告了《苏报》、告《浙江潮》，没想到革命成功了，反倒是革命政府来工部局告讲真话的报纸人，这让热情洋溢的青年们情何以堪啊。

（本章完）